针灸医学起源于我国远古时代、古代原始社会的人类，由于居住在山洞，地处阴暗潮湿，加上与野兽搏斗，故多发生风湿和创伤痛，当身体某处有了痛楚时，除祈祷鬼神外，很自然地会用物去揉按、捶击以减轻痛苦，或用一种楔状石块叩击身体某部，或放出一些血液使疗效更为显著，以而创用了以砭石为工具的医疗方法，这就是针刺的萌芽。《山海经》记载有“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箴。”这是远古人类以砭石代针治病的佐证。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多伦旗头道洼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1根磨削的石革，椐鉴定为针刺的原始工具。《素问·异法方宣论篇》记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而嗜咸，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说明了砭石治病与当时人类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随着人类智慧和社会生产工艺的不断发展，针具由石针、骨针逐步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至现代的不锈钢针。

灸的发明，当是人类知道用火以后。当身体某一部位发生病痛时，受到火的烘烤而感到舒适或缓解，故认识到久熨可以用于治疗，继而从各种树枝施灸发展的艾灸。《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芮。故灸芮者，亦从北方来。”说明灸法的发明与寒冷的生活环境有着紧密联系。

针灸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近年来在甘肃，宁夏，河南马迹山、淮阳、禹县，江苏镇江市等地，均发现了夏商时其骨制铜制的医疗针具，反映了早期针灸医学面貌的一个侧面。

针灸的发展

在针法和灸法产生以后，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古代哲学思想及其它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针灸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大致上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针灸学理论体系的肇始时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个人临床实践对针灸知识的初步认识，大约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有传说中的岐伯、伯高、少俞等和春秋时期的名医医缓、医和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经脉的文献，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其中对十一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法进行了论述，这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文献，反映了经络系统认识的早期面貌。

（二）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

　　主要从战国到秦汉，以《黄帝内经》成书为标志。《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治方法和原则，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体系。其中对经络的循行和病候、腧穴、针灸方法及适应症、禁忌症等，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中有大量篇幅专门论述针灸学理论和临床治疗，故被称为“针经”，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这个时期，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阐明《黄帝内经》为要旨，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用五行学说对五输穴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已佚的《明堂孔穴治要》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华佗亦对针灸颇有研究，创立了“华佗夹脊穴”。东汉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也记载了许多针灸处方，主张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这些成就都丰富了针灸学的发展。

（三）针灸学术发展时期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 《针灸甲乙经》，共收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和刺灸法，并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成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是继《黄帝内经》之后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随着针灸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临床医家和针灸专著。如晋代名医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收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大大地推动了灸法的临床应用。隋唐时代，针灸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初时针灸已成为专门的学科，设"针师"、"灸师"等专业称号。隋至唐初的甄权、孙思邈，都是精通中医各科的大医学家，在针灸学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均佚）。唐政府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组织甄权等人对明堂图经进行了校订，足见当时对针灸学的重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广泛收集了前代针灸医家的经验和个人的体会，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把人体正面、侧面及背面的十二经脉用五种颜色标出，奇经八脉用绿色标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已佚），他还创用了"阿是穴"和"指寸法".另外，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收录了大量的灸治经验，可以看出两晋和唐朝时代，灸法的应用较为盛行。唐代是国家针灸教育体系成立的开端，唐太医署负责医学教育，内设针灸专业，有"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为针灸学的规范教育奠定了基础。

　　唐代以后，五代、辽、宋、金、元时期，相继建立了更为完善的针灸机构和教育体系，设立针科、灸科，在课程上确立了《素问》、《黄帝八十一难经》和《针灸甲乙经》为必修科。北宋的针灸学家王惟一在经穴考订和针灸学教具方面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对354个明堂孔穴进行了重新考订，于公元1026年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雕印刻碑，由政府颁布；公元1027年，他设计了两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供针灸教学和考试使用；这有力地促进了针灸学向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为针灸人才的培养开辟了新径。同时，由于宋代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针灸学文献的积累和传播，针灸专著明显增多。南宋针灸学家闻人耆年著《备急灸法》，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等，都是针灸临床经验总结的实用性专著；王氏十分重视实践，在其著作中收集了许多民间的临床经验，他善于灸术和运用压痛点诊断和治疗疾病。金代何若愚创立的子午流注针法，提倡按时取穴法，对后世影响较大。马丹阳、窦汉卿都在临床腧穴应用方面有一定研究，如马丹阳善用"天星十二穴"，窦氏擅长应用"八脉交会穴".元代的滑伯仁对经脉的循行及其相关的腧穴进行了考订，著《十四经发挥》，首次把任、督二脉和十二经脉并称为"十四经"，为后世研究经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对针灸学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蒙古族翰林学士忽泰必列曾撰《金兰循经取穴图解》，虽然已佚，但从《十四经发挥》可窥其原貌。

　　明代是针灸学发展史上较为活跃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在对前代针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和争鸣，创立了丰富的针刺手法，对于没有归经的穴位进行归纳而形成"奇穴".代表性的医家和著作有陈会的《神应经》、徐风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聚英发挥》、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吴昆的《针方六集》、汪机的《针灸问对》、张介宾的《类经图翼》、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等。《针灸大全》对针刺手法进行了收集和评述；《针灸问对》则对针灸学术问题设立了80多条问答，是一部学术争鸣的著作。《针灸大成》可谓是继《针灸甲乙经》后，针灸学的第三次总结。该书是杨继洲在家传的《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汇编历代诸家针灸学术观点、实践经验，是后世学习、研究针灸的重要参考文献。

（四） 针灸学术的繁荣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制定了发展中医的政策，中医针灸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医院校、中医医院和研究机构，针灸学作为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针灸科是必设的科室。80年代初期，各中医院校先后建立了针灸系，使用了全国统一的针灸学教材，并逐渐开展了针灸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形成了针灸学教学、医疗、科研的完整体系。自1945年4月，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我国综合医院第一次开设针灸科以来，许多西医院都开设了针灸科，并且在部分西医院校里也开设了中医针灸课程。在部分省市还建立了针灸医院或分院。随着针灸事业的蓬勃发展，针灸教学、医疗和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50年代前期，主要是整理针灸学文献，观察针灸适应症，用现代学科的规律阐发针灸学的知识体系。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专题深入地研究古代针灸文献；比较广泛地进行针灸临床疗效总结，并开展了实验研究，观察针灸对各系统器官功能的影响，揭示针灸的基本作用；开展了针刺麻醉。70年代以来，应用神经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化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及声、光、电、磁等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针灸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尤其对于针灸治病机理和镇痛原理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针灸治疗病种也不断扩大，临床实践表明，针灸对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科300多种病证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对其中100种左右的病证有较好或很好的疗效。不少学者对针刺手法也开展了研究。